朱晖的《作品研讨会为何叫好不叫座》（见本版4月9日），着重谈了目前文学作品研讨会的几个弊端。简言之，其一研讨对象鱼龙混杂，筛选缺少章法；其二与会者只知叫好，致使研讨会每每成为“研好会”。
笔者对朱文持不同观点，首先，朱文中提到的对研讨对象的“筛选”，过去若干年，我们为这“筛选”二字曾吃过多少亏？！在改革开放的今天，我们终于迎来了一个相对宽松和自由的文化环境，我们应倍感欣慰和倍加珍惜，只有在今天，我们社会中知名和不知名的人，才获得了比较多的出书、开会或办展览等等权利和机会。
朱文里的另一个主要观点是说研讨会把文学害苦了，研讨会变成了研好会，好像研好之风来自研讨会；其二，因为研讨会太多，所以把评论家们逼得“偷工减料、敷衍塞责、随声附合”，而且还“在所难免”。笔者以为近年来评论界浅薄的言好之风有目共睹，研讨会作为一个发表言论的场合，也不可避免地被其侵蚀，而不是相反。借口研讨会多就“偷工减料、敷衍塞责、随声附合”的观点更是站不住脚，它只能说明我们的评论队伍的素质在下降，对有良好职业道德的评论家来说这种情况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近年来较为频繁的研讨会应该说是文学繁荣、百花齐放的一个方面。在许多成功的文学研讨会上，大家通过切磋和研讨，撞击出思想的火花，引起对一些文学观点的讨论甚至争论。研讨会是一个作者、出版者和读者、评论者沟通的机会。在一个思想保守、物质匮乏的时代，是不可能有如此诸多和五花八门的各种文艺研讨会、座谈会及展览会的。我们可以回忆一下二十几年前的“文革”时期甚至包括更早的一些时候，不仅文学包括影、视、剧，及美术、书法，从来没有过这么多的研讨会、新闻发布会和展览。因为，那时候的文艺是不需要专家、学者研讨的，办展览、出书、出画册，当然包括开会的对象和内容早已是“筛选”、定规好了的，哪里还需要如此繁杂的开会、自由发言、吃饭等等中间环节？另外，当时是极讲究论资排辈的，有资格办展览、出版文学作品和开研讨会的人凤毛麟角。我还记得，1985年江苏书法家刘铁平在北京办书法展的一句新闻词：“这是中国美术馆继1963年著名书法家费新我之后的第一个书法个人展”，也就是说在20来年的时间里，中国没有什么人有资格在美术馆里办个人书法展览。改革开放以前一个青年文艺家，要想发出一点自己的声音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从哲学意义上说，能让更多的人有机会、有渠道发出自己的声音，是社会进步和文明的特征，也是文学艺术繁荣和发展的必要前提。改革开放之初，还曾有人对文学的命运担心，现在看来，文学没有断炊，甚至还经常有人赞助出版、开作家作品研讨会，这不是好事么？！对于我们这样一个人口大国来说，我们在文学艺术方面的研讨，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当然，形式上可以更多样、更活泼。
针对研讨会的研好问题，笔者认为，研讨会的研好现象只是评论界众多言好现象中的一种表现形式。不信随便翻翻我们身边的文学评论报刊吧，那里是赞词的集市，美誉的辞典。在这些版面中言好者估计在90％以上，有的甚至从头至尾全是言好的文章。我认为，目前一味言好的评论、省时省力和没有个性的评论风气（文章、发言）浸染了各个角落，包括文学研讨会。在目前中国尚不具备像国外那种小型或家庭文艺沙龙的条件下，研讨会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交流和发言的场合和机会，应该说这种形式本身没错，现在是这种形式的内容有些问题，即研讨内容的深刻性，学者、专家和评论家对研讨对象的负责和尊重；评论者的骨气、个性、职业道德和良心需要得到进一步挖掘和确立。在这里，我想对评论家进一言：如果您对某部作品没看或看了没有什么感受，就不要去参加那个研讨会；也不要动不动就来个即兴发言；更不要上午对诗歌做一番评介、下午对一篇报告文学或其他什么样式的作品可以做出同样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评价；不要把最有个人风格的看法隐去而一味地随大流奉承。只要您的批评是善意的、深刻的和经过深思熟虑的，无论对作家个人还是对整个创作都有指导意义的批评，大家都会欢迎的。即使暂时不欢迎也没有关系，因为您对得起您的良心、职业，对得起您的读者和您的批评对象。在您抱怨“批评的缺席”时，您是否想到究竟什么样的批评文章、您需要做些什么才能使批评不再缺席呢？！“批评的缺席”究竟是怎样造成的呢，我们在强调客观原因的同时，是不是也该找找主观原因了呢？！研讨会多不应也不会成为一个有职业道德的评论家敷衍了事或廉价叫好的挡箭牌。
